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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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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版:连载/掌故
2016年09月27日

蔡邕与溧阳(中)

□ 钱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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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蔡邕在吴地的十二年,足迹很广,何时到溧阳,无法考证,但从他的经历活动来看,应该在十二年里的中后期。他因避祸来吴地,初期奔波亡命,行踪飘忽不定。后来,在“金商门之祸”中欲置蔡邕于死地的政敌、宦官纷纷因事倒台,危险警报解除了,就可以安心找一个可以长期栖身的地方,山清水秀,民风淳朴的溧阳便成了首选之地。雄伟又不失俊秀的高邃山绵延起伏优美壮观,山下有黄山湖。登山远眺,一望无际的湖面碧波荡漾,湖畔杨柳依依,青桐林立。静静听,泉水叮咚;细细看,鸭戏鱼跃。蔡邕读书台,就在此处。

观山,在溧阳城西南四十里处。根据历代各种版本地方志的记载,蔡邕读书台就在观山脚下。如今在一片茂林杂草丛生的小山丘边,只有一块不起眼的文物指示碑还可以与蔡邕联系在一起。

虽然称之为“台”,也不见一座可以登高望远的古建筑,其实就是一个小山包一块荒草地,如今成了养鹿场,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保护性开发利用”吧。

蔡邕读书台在溧阳名气不大,知道的人不多,毕竟溧阳可以拿来说说的还有李白和太白楼,孟郊和《游子吟》。但是现在不同了,遍地开花的读书台可以在县志里寂寞无声,独一无二的焦尾琴却不能。今天我们成了焦尾琴故里,对于这个命名,我倍受鼓舞,欢欣之余,我更觉得一定要让溧阳人认识蔡邕,只有大家心中有了一个精彩的、光辉的、伟大的蔡邕,才能更好的去领略享受“焦尾琴故里”带来的自豪和骄傲。

蔡邕定居溧阳,杀身之祸已经没有了,名士的派头便慢慢显现出来了,他这一阶段写作的主要内容就是为去世的人作碑文。人去世后,能有一个名满天下的才子,为其作下一篇如花似锦的碑文来盖棺定论,是何等荣耀的事情。蔡邕是其间高手中的高手,酒美酬厚换得辞美誉厚,倒也是两全其美,古往今来若论碑铭之作,都称蔡邕是第一人。名声在外,邀请的人就会多,蔡邕的文章、书法也就有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和留存,同时,通学大儒深入民间以后,高人一筹的见识和目光也增加了蔡邕研究民间学术成果的机会。

蔡邕避祸吴地,已经是天命将至,且学富五车,名满天下,此时著书立说还差不多,若说读书,倒觉得有几分可笑了。正因为如此,民间许多人常常把蔡邕读书台称为蔡文姬读书台。这时他的女儿蔡文姬,年龄大约七八岁,倒正是读书求学的好时节。何况蔡文姬之名,在民间于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溧阳蔡邕读书台,便有人唤作“蔡氏读书台”了。

其实不然,蔡邕在溧阳期间,确实读了一本书——《论衡》。《论衡》的作者王充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汉代统一天下以后,儒家思想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由“学”而“术”,增添了许多神秘主义色彩,蔡邕所擅长的谶纬学说就是其中之一。王充抓住了这些自相矛盾的论说,穷一生之心血研究自然现象的科学规律,形成了20余万字85篇的《论衡》一书,不仅对传统经典学说作出了挑战和批判,而且形成了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也许只是偶尔有机会看到一二篇,便产生了耳目一新、惊奇震撼的感觉,让他欲罢不能。于是《论衡》成了蔡邕案头帐中的珍爱,有了重见天日的机会,有了存世流传的机会,此乃蔡邕之幸,王充之幸,中华文化之幸。

东晋,葛洪著《抱朴子》一书记载,“王充所著论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常到江东得之,叹其文高,度越诸子,及还中国,诸儒觉其谈论更远,嫌得异书,或搜求其帐中隐处,果得《论衡》,提取数卷持去,伯喈曰:惟吾与汝共之,弗广也。”以蔡邕之学识,读了《论衡》一书后都让人觉得他的学术水准大长,进而众人要刨根问底,到他床上去搜索探寻究竟,可见研读《论衡》,是蔡邕由一个文人学者向一个思想家裂变的重要人生节点。所以后人才对蔡邕在溧阳读书之事啧啧称赞津津乐道,溧阳的观山脚下才会有时人仰之慕之并名之的“蔡邕读书台”,青史流芳。

如果说,溧阳观山的蔡邕读书台是因蔡邕潜心读书而得名,那么溧阳的焦尾琴之乡就是今天一批对传统民间文化艺术事业孜孜以求的溧阳人大胆推测、悉心论证、努力争取的成果。

可以大胆地想象并推测焦尾琴源于溧阳观山,其基本依据来自于《后汉书· 蔡邕列传》中的一段话:“吴人有烧桐以爨者,邕闻火烈之声,知其良木,因请而裁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故时人名曰‘焦尾琴’焉。”寥寥数语,让我们了解到蔡邕流亡吴地时,看到有人用桐木作柴烧饭,他听到炸裂声,知道木质比较好,就把这段桐木从火中取出制成一把琴,果然琴音美妙,因为琴的尾部有烧焦的痕迹,所以当时人称为“焦尾琴”。

据《史记》载,古琴产生于尧舜时期,商周时非常流行,春秋时更是盛行天下,有“士无故不撤琴瑟”之说。“焦尾”与齐桓公的“号钟”、楚庄王的“绕梁”、司马相如的“绿绮”并称为“中国四大古琴”。古代才子四艺琴棋书画以琴为首,琴从古至今,可以说不仅仅是作为一种乐器存在,更是文人的一种精神寄托,是名士的一种潇洒作派,是才子的一种情感宣泄,千百年来焦尾琴一直是文人墨客、音乐行家寻求追逐的奇珍至宝。

南北朝时,齐朝诗人王仲雄精于琴艺,齐明帝萧鸾拿出皇室珍藏的焦尾琴让他演奏,他连续弹奏了五日,并即兴创作了《懊恼曲》献给明帝。可惜焦尾琴音还在回荡,王仲雄已经人头落地了,只留下千古一叹,让人唏嘘不已。焦尾琴再一次现世,是在将近500年之后的五代十国时期,李煜的妻子史称大周后,“晓史书,善音律,尤工琵琶”。她的公公南唐中主李璟把珍藏的“烧槽琵琶”赏赐给她,大周后整理出了失传已久的盛唐名曲《霓裳羽衣曲》。很多人把“烧槽琵琶”认定为蔡邕所制的焦尾琴。

于此说,我有疑问。一把古琴,在刀光剑影中留存千年,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我想,焦尾琴,在更多的时候已经不是一把琴,而是一种制琴的技艺。蔡邕所重者是“火烈之声”,而后人往往更看重的是“其尾犹焦”,火烈之声识其音不简单,但其尾犹焦仿其形却很容易。从三国到南北朝,又从南北朝到五代十国,焦尾琴好像每到乱世都要有一个故事传说,是巧合,还是焦尾琴本身就寓意着历尽磨难的良才、未被赏识的宝器。行笔至此,焦尾琴在我心里已经不再是一把琴,而是一种精神、一种品质、一种追求,它的琴音已经不重要了,它在哪里更不重要。我是溧阳人,我觉得我终于可以自信而自豪地对着远方的客人、后学的小子去讲一讲精彩的蔡邕和神奇的焦尾琴了。

据说,南唐以后,焦尾琴为宋皇室所藏,宋之后,胡虏践踏神州大地,焦尾琴去向如何,也就成了千古之谜。

吴地辽阔,秀山丰水间处处莺歌燕舞,鸟语花香,实在是一方可以安享人生陶冶心性的乐土,如果蔡邕能够有幸在这山水之间著书立说,操琴奏笛,育儿教女,穷此一生,历史的文化遗存中一定会多出几叠有份量的经典不朽之作。但是生于乱世,拥有高才大名,安宁就永远只是一种奢望和梦想。

汉中平六年(189),汉灵帝刘宏驾崩,十三岁的少帝刘辩继位,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了实际皇权控制者。秩序井然冠冕堂皇的朝廷需要靠文人名士来粉饰,才高名重的蔡邕自然成了热门人选。

此时的蔡邕已经五十七岁,曾经宦海惊涛骇浪的他应该明白董卓抛出的橄榄枝意味着什么,于是再一次故伎重演称病推辞。但董卓连伪君子般起码的客套也没有,恼怒威胁“你胆敢不来我杀你全家”。无可奈何的蔡邕,只能带着满腔的恐惧、怨恨、懊恼,对着粗野强梁卑躬屈膝。文人的境遇永远可悲,而可悲的境遇本身就常常是产生文人的沃土。

不过,重回庙堂的蔡邕有点意外,他来得勉强,可以说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可董卓对已经来了的蔡邕是敬重有加、关怀备至,不仅在生活上给予优厚的待遇,经常一起喝酒谈心,倾听蔡邕的绝妙琴音,政务上也时常听从蔡邕意见,改正错误弥补不足(匡正补益)。蔡邕从起初担任司空府代理祭酒,随即又在三天之内补侍御史,转持书御史,迁尚书,把外台、中台、宪台三个重要官职当了个遍,所谓“三日之间,周历三台”, 而后又官拜左中郎将。中郎将是品秩二千石的高官,三国时周瑜、诸葛亮都曾担任过,一时间可谓春风得意,大红大紫。夺志之恨变成了知遇之恩,粗野强梁成了慧眼伯乐。我不能揣测此时蔡邕的心境,将会怎么样的复杂,一边是官场荣耀,一边又是宦海叵测;一边是天下共讨的独夫民贼,一边又是恩重如山的朝廷柱石;一边是依附作乱的恐惧,一边是背叛负义的羞愧。复杂得让人转不过弯的世事中,一番番纠结煎熬只剩下一个乱字,世乱、事乱、心乱、人乱,乱糟糟的蔡邕已经无所适从,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依仗着董卓的信任,竭尽所能地保护一些正义志士,呵护一下流离的百姓,以换得一点心里安慰,这样的日子也一定是过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董卓掌权对汉王朝是一场灭顶之灾。在朝中,他废杀少帝,另立献帝,毒死太后,铲除忠良。在民间,他放纵士兵,劫掠百姓,鸡犬不宁,怨声载道。他用残忍和血腥,把自己培养成了全国人民的公敌。汉初平三年(192),蓄谋已久的司徒王允成功利用美人计策反吕布,倒戈杀死了曾经情同父子的董卓,结束了三年多的残暴统治。

董卓的死对于蔡邕应该是一种解脱。此时,没有威胁也没有歉疚的蔡邕对自己的命运可以有很多种选择:寄身山水,安居朝廷,投身诸侯。董卓不是什么好人,不念其好,斥之以恶,再诉一诉被迫无奈不得已之难,这一场政治风险,要化解真的不难。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可怜、可悲、可叹、可笑的蔡邕,居然会为董卓抱不平。已经大功告成,占据了道德高地、掌握着生杀大权的王允,毫不念旧谊,一通义正辞严的怒斥,便将蔡邕下狱治罪。而身陷牢狱的蔡邕没有痛哭流涕、自我检讨、乞求开恩,也没有托人情、走关系、谋求宽恕,而是上书请求王允让自己“黥首刖足(刺面砍腿),继成汉史”。当时朝中很多士大夫都努力说情营救,太尉马日殚甚至策马疾行登门劝说王允“蔡邕是少有的杰出人才,又了解汉朝史事,让他完成汉史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何况蔡邕一向以忠孝著称,无正当理由(所坐无名),杀了会让人寒心失望”。可惜此时已经得意忘形成为“新董卓”的王允坚决不肯,还说了一段至今可以让人为之震惊的“妙论”:“当年汉武帝不杀司马迁,致使他写出诽谤朝廷的史书流传后世,如今国运不太好,皇帝位置也不牢靠(国祚中衰,神器不固),绝不可留下他来写史书,既然不利于国家,就让我们担点非议把他杀掉吧(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好一个“敢于担当不畏非议”的王允!在他的一意孤行下,蔡邕被缢死狱中,时年六十岁。一代奇才就这样在大家的叹息声中悲惨而去,当时的士大夫和学者都伤心流泪,为之哀悼(搢绅诸儒莫不流涕)。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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