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与皇权约束初探

前一段时间，在《当代》杂志上读到了一篇文化散文《繁花与朽木》，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为什么在理学倡兴、理想主义旗帜高扬的宋明两代，皇帝反而越发没有道德底线？”这篇文章提出了问题，却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正好在这个时候，我读到了王教授的《德与美》这本书，结合书中的《道德是什么》《何谓德性》《漫谈道德力》这些既有学术味道又深入浅出的文章，我作了一些思考。想借此机会谈谈我的一些肤浅理解，以请教王教授，并期盼得到指点。

宋明理学与伦理学的关系

宋明理学又称“道学”，指宋明（还包括元及清）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体系，是中国传统儒学达到的新高峰。理学之所以在宋代产生，是社会需要一种维护统治的官方新思想，同时也是传统儒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与佛教、道教思想冲突、融合的结果。理学的开创者是周敦颐，后继者分为三大系统，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一系，强调“理”；陆九渊和王阳明一系，注重“心”；王夫之、张载一系，专注于“气”。那么宋明理学与伦理学，有什么关系呢？我初浅的认识是两者本质上一致，都是关于道德（好与坏、善与恶、美德与丑恶等）的学问，只是宋明理学作为传统儒学的一部分，并没有形成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而伦理学受到了西方哲学的影响，现在是实践哲学的一部分。

宋明理学从道德层面对皇权或皇帝个人的正面约束

首先说宋代，统治者重文轻武，士人地位普遍提高。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辛弃疾，他们无一不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大文学家、艺术家，同时，他们大都进入了最高政治决策层。他们怀揣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对桀骜不驯的皇权进行制约，甚至反复教诲皇帝，要以尧舜为榜样。他们找出汉、唐两朝皇帝的各种缺点，作反面教材，让皇帝引以为戒。可以说，宋代文官和士大夫们从道德出发，对皇权形成了一定的制衡，有正面作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仍然没能阻止宋代皇帝的荒淫昏聩、官场的大面积腐化（尤其是北宋后期和南宋）。

到了明代，由内阁体制发展出的官僚集团对皇权形成了比较完备的规训体系。这种规训体系包括：1、学习儒家经典对皇帝的教育规训，例如万历皇帝接受了张居正长达十年以“培养君德，开导圣学”为目标，以日讲和经筵为形式的儒家价值观系统教育；2、高度透明化的个人私生活对皇帝的行为规训，修纂起居注的史官，长期随伺皇帝左右，记录其一言一行，皇帝为避免“秽迹入史”、“恶名千载”，会有意识的约束自身言行，加强自律；3、言官以道德压力对皇帝的舆论规训，言官制度是中国古代监督制度的特殊形式，在明代许多言官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维护儒家道德体系，劝导皇帝修君德君心。例如，嘉靖年间曾经在溧阳作过县令的沈炼死劾严嵩，溧阳别桥马家村走出的进士马从谦，劝谏皇帝不要迷信修仙，后被廷杖致死。

理学约束皇权效果不佳的原因初探

宋明两朝，士大夫阶层前赴后继的不懈努力，以强大的道德力量规训皇帝，对于专制权力产生的牵制，不可磨灭。然而，这两朝不少皇帝都越过了道德底线，渎职怠政（嘉靖修仙炼丹，万历28年不上朝）、穷奢极侈（宋徽宗、宋高宗声色犬马）、荒淫纵欲(宋理宗、宋度宗、明隆庆皇帝)、父子反目、同室操戈等等，这多少可以认为：曾经作为理学最嘹亮口号响彻一时的“存天理，灭人欲”六个字，在皇帝身上是无效的，甚至是失败的。 我分析原因有：

1、皇权过于强大，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巨大的自主性，缺乏有效的惩罚机制和强制性，对皇帝的约束是一种理想化德行的软约束。道德教化也好，史官之笔也好，言官死谏也好，都不是刚性约束。

2、理学家从本质上说是思想家，不是行动家。从社会大局考虑，儒家思想要求他们去维护王朝的统治，不能轻言废弃，这就必然在他们的思想中隐藏着矛盾的种子。所谓制衡，只能是停留在防止皇帝肆意妄为层面，无法扩大，否则就有可能动摇统治根基。

3、宋明理学宣扬的极度理想主义，容易造成物极必反。理学家们怀着善良的初衷，试图拯救沦落的人性，他们高标准、严要求，本来是用来激励人心，引人向善。然而一定程度上桎梏了人性的正常需要，所以出现两个极端。一个是极端的道德完美主义者，另一个则是从不用道德束缚自己的实用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