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安”轮沉船事件始末

□ 《溧城镇志》办公室 文/图

 

 

1945年抗战结束后，国共双方在重庆进行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为履行重庆谈判协定，表达诚意，争取先机，我党决定让出浙江、苏南、皖南等8块根据地。9月下旬开始，分批将苏浙军区指战员和苏浙皖边区根据地干部撤退到长江以北。

9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电告延安：将“浙东、苏南、皖南、皖中部队北撤”，要“越快越好”。并特别说明：“此间已当作一个让步条件向对方提出，且有好影响。”

新四军军部接到撤退命令后，立即对苏南部队北撤进行部署：粟裕率苏浙军区第一、三纵队，作为第一批迅速北撤；叶飞、金明率第四纵队及江南全部能转移的部队、地方干部和尽可能随带的辎重作第二批转移；少数主力掩护撤退，作为第三批部队北撤。第一批北撤部队顺利过江。10月11日，第二批北撤部队由叶飞、金明率领，经宜兴、溧阳、武进等地，往盂河、小河镇一线移动渡江，于16日到达苏北的黄桥地区。第三批在政委韦一平率领下，共1000多人，于10月14日夜到达渡江始发地点武进县的荫沙。

据幸存者叶春荣同志回忆：1945年10月14日，我们踏上了北撤的征程。军事行动历来严格保密，部队趁着夜色出发，途中经过封锁线便小跑步快速前进。我们既然是偷渡，不可能利用大码头，也不能利用性能较好的民用船只，因为大码头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好船都被国民党军队封锁了，只能用渔民的小渔船或者租用那些老旧被淘汰的轮船。

在第三批渡江时，当时考虑使用渔船偷渡，一只小船只能搭载10到20人，现有的1000多人需要70多条船才能运完。一来筹集这么多船并不容易，二来这么多船渡江比较惹眼，很容易被国军巡逻船发现。经过再三考虑，政委韦一平等人决定，临时征用中华轮船公司镇江分公司“镇江——泰兴口岸”线的“中安”号渡轮。

对于“中安”轮船的具体情况，韦一平他们都不太了解，仅仅听信了该船虽老,但经常在这段长江中来回航行的情报。实际上，这艘民国初年建造的老式轮船已经运营了30多年，设备和船体都已严重老化，尤其是船底的部分钢板已经腐朽穿孔，行驶时船底会少量漏水，必须边航行边排水。不过，漏水并不算太严重，只要排水及时，不会影响在长江中来回轮渡。当时“中安”轮的船主曾考虑将船开到上海去修理，但由于修理船的代价过高，需要更换大量部件，也就放弃了。该船当时基本处于等待报废状态，已经不能继续运输。如果不是这样，这艘轮船也不可能被新四军所征用。

“中安”轮虽已严重老化，船底有些漏水，只要排水及时，在长江中再进行1到2次运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并且前几天已经来回运输七八次了，也没出过事。鉴于这样的分析，就决定租用“中安”轮实施第三批渡江。

据幸存者陈瑞洪同志的回忆：10月14日晚上十一点多钟，我们以焦急的心情摸黑登船。因为“中安”轮是一艘吨位较大的轮船，所以船不能泊岸，我们上船只能用小渔船一船一船地短距离驳运到“中安”轮上。同我们一起渡江的有四纵队一个全副武装的特务营、江南被服厂的职工和干部（大多是女同志，被服厂女工约200—300人）及干部大队，共约1000多人。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小渔船驳运，到深夜十二点才全部登上“中安”轮船。

人员全部上船后，“中安”轮拉响了汽笛，轮船慢慢离开了江边，不久就加速前进。当时，江面上大风呼啸，江浪拍船，不时有水珠打在我的脸上，夜色中什么都看不到，不知是下雨还是江上溅起的浪花。

由于连续几天的急行军，极度疲劳的北撤队员很快进入梦乡，风声、鼾声、马达声交织在一起。

“中安”轮最多只能搭载600人左右，这次却搭载了1000多人。严重超载导致“中安”轮吃水比平常深得多，破旧的船底钢板根本无法承受严重超载的重量，给航行安全埋下了严重的隐患。此时江面上又刮起大风，水流也因为连日大雨变得更急。启航不久，有船员发现船底进水远比平时严重，排水赶不上进水的速度。但“中安”轮毕竟很大，如果硬着头皮前进的话，还是有可能到达对岸的。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当船行至泰兴县天星桥西南约两公里的江面时，船底钢板突然大面积破裂，一时间江水汹涌进入底仓，船员们奋力排水，根本无济于事。船员们无奈，就立即向政委韦一平汇报，韦一平急忙调动一部分官兵来排水。可是轮船太老，仅靠官兵、船员用水桶排水，根本没有什么作用，江水还是不停地从船底冒出来。

据叶春荣同志回忆：当时长江风很大，大风掀起的江浪不断地拍打着船体，发出很大的响声，大家都屏着气，谁也不讲一句话。突然有人说船舱底下漏水了，大家顿时慌乱起来。韦一平带着警卫，上下走动交待坐船的军事纪律，他对大家说：“同志们，现在轮船已航行到长江中间了，船底有点漏水，不要紧，再坚持一下就可以越过江中心了，如果有谁不服从命令，不听指挥，坚决按军纪处置！”命令下达后大家的情绪才暂时平定了下来。

可是，船只沉没速度远远超过韦一平的预计，船底漏水更快，已经无法挽救。船员们逃到甲板上，放弃了排水，官兵没有人指挥也只能放弃排水。此时船体失去了重心，严重倾斜，左倾时人们向右奔跑移动，右倾时又向左移动，局面完全失控。部分船员和官兵开始跳水逃生，船长连续拉响汽笛求救。

“中安”轮在没有全部沉没前，还有一段烟囱露出水面，沉船时间很快，最初烟囱还是滚烫的。但就是这段烟囱上，也有10来个人一直抱着不肯撒手。

时间过去只有10多分钟，“中安”轮就完全沉没了。船上有苏浙军区第四纵队政委韦一平、苏浙公学政治部副主任王绍杰、苏南行政公署财经处长李建模、溧阳县县长徐公鲁、苏浙军区第四纵队司令部侦察科长彭安、苏浙军区第四纵队政治部组织科长吴志斌、宣教科长王一、宣教科副科长司徒阳等800多人，船沉没时全部牺牲。

“中安”轮上惨烈的呼救声，竟然越过宽阔的长江，惊动了对面天星桥附近的渔民。当时渔民丁广田就睡在江边的渔船上，他曾经帮助前两批新四军北渡，前后忙了七八天，已相当疲劳，当他听到呼救声以后，立即叫醒江边的另外几只渔船上的渔民前往救人。此时风大浪急，又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几只渔船只能根据断断续续的喊声判断方向，最终只有丁广田一只渔船率先赶到出事现场开始营救。由于丁广田的船太小，一次只能运载21人，如果再营救多人，船就要沉。有过水中救人经历的人都知道，落水的人会本能的抓住任何东西，哪怕是一根稻草。这对于来救人的船只是非常危险的。于是，丁广田在水中救了20多人后，就立即将渔船向岸边划去。当他准备再次返回营救时，另一只刚刚赶到现场营救的小渔船，瞬间就被几十人抓住船身，导致翻覆。船老大靠着极好的水性，抱着船桨跳入水中才得以逃生。

丁广田第二次返回营救时，由于渔船实在太小，载人后船舷已经接近江面，如果再上人，随时可能沉没。他只得将绳子抛到江里，让落水的战士拉住绳子，拖着他们往岸边移动，这样又多救了几十人。

丁广田的小渔船第三次返回营救的时候，连烟囱也看不到了。他们将少数抱着漂浮物浮在江上的官兵救起。这样前前后后一共救了100多人。

牺牲的烈士中职务最高的是政委韦一平，据警卫员回忆：当时船马上就要沉了，我找到一块木板，让政委赶快跳水逃生，他却说自己年纪大了，而且脚有残疾（在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时，韦一平左脚被子弹击穿致残），游不了水。他让我先走，我不同意，他就说那我们两人一起走，让我先抱着木板下水。我说这么小的木板救不了两个人，政委说可以的，你抱着就是了，我刚抱住木板，政委突然从背后用力将我推入江中，江水一下将我冲走几十米远，当时我就哭了出来，政委明白木板只能救一个人，他牺牲了自己救了我。我在江里漂浮了很久，才飘到岸边被救。

据叶春荣同志回忆：“中安”轮即将沉没时，求生的本能使大家纷纷跳水逃生。我坐在船帮，翻过一块栏板就跳进江中，凭着儿时在家门口河塘中学会的游泳技术，在江水中一阵乱划，碰巧搭到固定沉船烟囱的铁丝，就抓着不放，与我同时搭上这根铁丝的还有另外十几个人。此时，我的身体负荷越来越重，原来背心衣袋内所带的票据、抗币等都吸足了水，加大了重量。10月份江水温度下降得很快，虽不是寒冷彻骨，但人也冻得够呛。风急浪高，流水湍急，漩涡一个接着一个，将落水者的身体在江水中裹来转去，随时都有可能被吞没。不知飘了多久，两只小木船赶来营救，我被人拉上了船，精神一放松便昏了过去。等船靠岸，我被营救的人唤醒扶上了岸。有的获救者只穿了一条裤衩，冻得直哆嗦。营救者便用稻草堆起来，点燃火，为被营救上岸的十几名同志烤火取暖。由于一冷一热使体温产生极大反差，灌到肚子里的江水直往上泛，十几人开始呕吐起来。

陈瑞洪同志回忆：船刚要沉的时候，我还不怎么害怕。因为我从小在水乡长大，又熟悉水性。心想，我年轻体力好，在水里游上三四里不在话下。所以面对滔滔长江也并不见得害怕。可是当我一下水就知道坏了，江水寒气逼人，风大浪急，还有漩涡。这完全不同于家乡小河港的情景。我一手扶着一只漂在水面上的背包， 一手将身上的衣服脱掉，只留下一条短裤。经验告诉我，光着身子才好在水里与风浪搏斗。当时，江面上漂满了包裹什物和遇难者的尸体。人的呼救声、江浪的拍击声混成一片。约过了40—50分钟后，江面上就寂静了。天气特别阴沉、黑暗，我看到远处有一道光线，便拼命游去，总是可望而不可及。后听到五六十米处，有人在叫着：有办法，只要我们能稳定好，总有人会来救我们的。在与风浪搏击时，从上风方向漂来了一只像南方人用来放鸭子的划子船，船底已朝天，船背周围扶着一二十个人。为了借助这只船的浮力，我们几个人也扑过去抓住了船背。漆黑的晚上，黑茫茫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根本望不到边。到了下半夜，江面上的风浪更大了，大家又冷又饿，力气已耗得差不多了。这时劈头盖脑的浪头袭来，加上漩涡，围绕这只小船的 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七个人。我们虽然素不相识， 但患难与共，为了生存，我们互相鼓励、 帮助。突然又一个浪头打来，把我们七个人连同小船一起压到了浪底下。我憋住气奋力划水，终于从浪底下钻了出来，再度找到小船时，只剩下三人。将近拂晓，江面上忽然出现了一只木帆船，船上的人就立即开始营救我们，由于甲板与水面落差大，船员将绳子抛入江中，每次只能抛下一根绳救一个人，我们互相推让，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每当大浪袭来，又会把船打得没了影子。不久又来了一只船，我们两个人一起拉住绳子，可是风大浪大，船上的人根本拉不动我们，我只好松开了手。与上条船一样，救起一人后船又随风浪一起不见了影子。我漂浮在江面上，心想肯定非死在长江里不可了。就在这时，我听见老远有人叫：这里还有一个人……我总算获救了。此时我差不多在江里呆了近十个小时，疲乏不堪，浑身无力。船老大连忙拿被子给我盖上，并烧了一碗姜茶给我喝。16日晚上8点钟左右，部队终于来人找到我。此时的我身上只穿一条短裤，样子十分狼狈。

叶春荣同志回忆：一位负责营救的同志走过来将我们带到泰兴天星桥的一幢房子里，地上铺着稻草，放着被子，还发给每人一套单衣。安排妥当之后，他嘱咐我们好好休息。我躺下之后，思绪万千，难以入眠，心里想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故？首长和战友还能再见面吗？那惊心动魄的一幕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参与打捞沉船的叶恒富同志回忆：800多名牺牲的烈士大多是20多岁的大小伙子，还有年轻的女同志。遇难者的眼睛都瞪得很大，肚子里灌满了水，入土时安葬人员用手把他们眼睛抹平闭上，现场沉闷而悲伤。

逃生的韦一平的警卫员当天找到了时任江浙军区副司令员叶飞，哭着汇报了情况。叶飞得知老战友韦一平和800多人牺牲的噩耗，悲痛万分，忍不住嚎啕大哭。随后，叶飞电告延安：“中安”轮出事故倾覆，韦一平等八百多同志遇难！

10月17日，“中安”轮事件发生后第2天，江浙军区司令员粟裕接见了遇难幸存者，并说：“将来我们要为牺牲的同志建立纪念碑”，让我们的革命后代永远缅怀他们。

牺牲的官兵大部分没有留下名字。因为是紧急行动，原本准备到江北以后再登记编入部队，牺牲的800多人中仅有240多人知道姓名。其中溧阳籍烈士有54人，烈士名单如下：

 

溧城镇烈士11人

蒋登源，1910年生，蒋店钱家圩村人，1943年参加革命，新四军濑江区财政股股长。

房竹生，1910年生，新昌新南房家村人，1937年8月入党，1945年10月参加革命，濑江区光华中学教师，地下工作者。

蒋千文，1916年生，蒋店钱家圩村人，1944年参加革命，新四军溧阳濑江财政股办事员。

姚夕金，1923年生，溧城镇新华街人，1943年参加革命，中共党员，新四军溧阳财粮股股长。

邢红保，女，1923年1月生，溧城镇建新巷人，1945年参加革命，溧阳濑江区妇女干部。

蒋恒之，1924年生，蒋店勤丰蔡家村人，1944年5月参加革命，新四军溧阳县公安局秘书。

潘启福，1924年生，城南后黄墟人，1941年参加革命，溧阳独立团机枪连连长，牺牲前获三等功一次。

狄田开，1924年生，泓口西泗墩村人，1938年参加革命，新四军十三旅四十六团文书。

狄金海，1926年生，溧城镇东风街人，1944年参加革命，溧阳县财政局会计。（有记载为狄海金）

周小洪，1926年11月生，溧城镇西门街曙光巷人，1944年5月参加革命，新四军六师十六旅战士。

黄保林，1926年生，新昌淦西人，1945年参加革命，苏浙军区三纵队九支队特务营特务连战士。

天目湖镇烈士12人

刘义生，1911年生，茶亭下田舍村人。1943年10月参加革命，新四军一纵队一师一团三营九连战士。

汤进贤，1919年生，茶亭汤家边村人，1942年参加革命，新四军一师一团一营二连战士。

刘金生，1919年生，茶亭莘村念西村人。1943年参加革命，曾任新四军一师一团三营九连连长。

邵祯祥，1920年生，茶亭郑笪后村人。1942年参加革命，苏浙军区一纵队某部战士。

杜成，1922年生，茶亭东古鲁村人，1943年参加革命，苏浙军区某部副连长。

张火生，1922年生，戴北鲁里村人，1945年8月参加革命，苏浙军区四纵队十一支队战士。

钱志华（又名钱洪法），1924年生，茶亭古县村人，1942年参加革命，新四军一师一旅政治部。

方木清，1924年生，沙河桂林上桂村人，1939年参加革命，苏浙军区后勤部卫生科长。

魏洪富，1924年生，茶亭吴冶岭小岭头村人，1943年参加革命，新四军某部战士。

潘木金，1926年生，茶亭宋塘新农村人，1944年参加革命，新四军六师十六旅四十八团战士。

潘志泉，1928年生，茶亭、茶亭大队人，1944年参加革命，一纵队一师一旅一团三营八连战士。

史海金，出生年月不详，茶亭方基村人。

社渚镇烈士5人

王木伦，1918年生，社渚新山朱家墩村人，1944年参加革命，新四军溧阳县独立团战士。

吴正财，1923年生，周城上店村人。1944年参加革命，新四军十六旅战士。

刘荣生，1924年3月生，周城徐岗下村人，1945年3月参加革命，新四军一师一团三营九连战士。

王志华，1929年生，社渚新村城桥村人，1945年4月参加革命，新四军四十六团警卫连战士。

朱云贵，出生年月不详，周城、周城街人。

别桥镇烈士8人

汪才富，1915年生，绸缪东马施夹村人，1944年参加革命，新四军某部战士。

李锁富，1916年生，别桥团结滩头村人，1942年参加革命，新四军四十六师六团三营战士。

王明，1919年生，后周魏笪里村人，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10月加入共产党。先后任溧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后周区宣传股长、区长、洮南区、西塘区区长。

周志田，1922年生，古渎周家湾人。1941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溧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后周区财粮股长。

陶善（曾用名陶杨松），1922年生，绸缪阴山东社村人，1942年参加革命，溧阳后周区农救会主任。

滕运云，1923年生，绸缪诸皋人，1943年参加革命，曾任溧阳县抗日民主政府财粮股股长。

丁琴仙，女，1926年生，别桥湖边浪圩村人，1944年10月参加革命，溧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后周区大队民政干部。

王亮，1926年生，后周魏笪里村人，1944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溧阳县抗日民主政府竹南区大队会计、洮南区宣传员、后周区文书，溧阳县抗日民主政府警卫团一营三连文书。

戴埠镇烈士6人

齐阿金，1909年生，戴南陈家村人。

陈再坤（陈雨坤），1916年生，戴南陈家村人。

黄家堆，1921年生，戴南东官包家村人，1945年参加革命，新四军十六旅战士。

黄太平，1922年生，平桥桥下西岭村人，1945年8月参加革命，一纵队一师一团三营九连二排战士。

詹庆平，1927年生，平桥吴村高东村人，1945年7月参加革命、党员，一纵一师一团三营九连三排战士。

唐广之，1928年生，平桥青山村人，1945年参加革命，二排副班长。

南渡镇烈士2人

石富元（又名石晋荣），1919年生，南渡河北前韦村人，1943年5月参加革命，新四军联防大队司务长。

董火林，1921年生，旧县蒋家庄新庄村人，1942年参加革命，新四军某部连长。

埭头镇烈士2人

钱荣华，1915年4月生，后六联盟思古桥人，1944年4月参加革命，同年入党，新四军苏浙军区一纵队一支队战士。

倪咬齐，1921年生，后六朱家村人，1945年参加革命，新四军战士。

上兴镇烈士3人

李来忠，1913年生，上兴小陶村人，1944年参加革命，新四军某部班长。

张吴只（张英只），1918年生，上兴五星富家村人，1945年参加革命，新四军老二团战士。

刘洪金，1920年生，竹箦姜下店下巷西人，1940年5月参加革命，新四军老四团三营八连通讯员。

家庭地址不详的烈士5人

陈元洪，出生年月不详，溧阳人，1940年5月参加革命，新四军六师十六旅战士。

夏长友（碑名夏长大）1922年生，溧阳人，1945年参军，新四军十六旅战士。

谢祥金、马小朱、杨全海三位烈士系溧阳人，家庭地址无处考证。

 

“中安”轮沉船事件中牺牲的800多位革命烈士，生前为抗日战争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为深刻缅怀“中安”轮沉船事故中牺牲的革命先烈，坚持用革命英雄主义史实教育后人。1985年，江苏省人民政府在泰兴市泰兴镇陵园路1号建造了“中安”轮遇难烈士纪念馆和纪念碑，正面镌刻着苏浙军区原副司令员叶飞同志的亲笔题词：“烈士英灵，永镇江海”。背面是江苏省人民政府纪念800多名英烈的碑文。“中安”轮遇难烈士纪念馆馆内陈列有新四军部队序列、遇难烈士的生平照片和相关图片资料及文物。

2009年12月，溧阳市人民政府在西山烈士陵园建造了“遇难烈士纪念碑”，碑背面刻着“中安”轮沉船事件发生的背景情况，以及溧阳籍54位遇难烈士英名（见题头图片）。

时光荏苒，思念悠悠，“中安”轮沉船事件发生已经73周年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已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现在的强起来，我们今天的和平环境和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要缅怀先烈爱国魂，幸福不忘英雄史，无数革命先烈为争取民族自由解放和国家独立尊严浴血奋战、舍身忘死的牺牲精神；他们面对强敌不屈不挠、永不言退的英雄气概；他们正气凛然、视死如归的崇高气节；他们自觉坚守理想信念、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一腔赤诚，无论岁月如何流逝，都将永载史册、万古流芳。

“中安”轮遇难烈士安息！为中国革命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