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读传家

东门外新庄村，清道光二十四年进士、户工二部侍郎、内阁学士宋晋后裔宋庆明家门楼上，当年的“耕读传家”仍在

■宋国忠

溧阳历史悠久、文化昌盛，溧阳人民勤劳朴实、聪慧好学，耕读传家被当作基本信条在很多家庭中长久传承，读书、印书、藏书受到执政者、士绅阶层和普通民众广泛的重视和支持。然而，历史无情，这些优良的传统、优秀的成果，尤其是在今天看来仍值得借鉴的理念和做法，已经在时光的流逝中、在战火的硝烟中、在天灾人祸的考验中、在人事的更迭中蒙上了尘埃，慢慢淡出了今人的视野，变得模糊而难以辨识起来。

在图书馆工作二十余年，终日以搜罗图书文献为业，以促进阅读为己任，期间爬梳了从宋至清历次修订的地方志、幸存至今的溧阳文人笔记、书信、诗文集、家谱等资料，古代溧阳人爱读书、擅印书、好藏书的美好传统和历尽沧桑后图书文献折损殆尽的状况让我扼腕唏嘘。聊记数笔，一以怀旧，二以自励、三以警世。

读　书　　

说起读书，熟悉溧阳历史的人都如数家珍：在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中，溧阳人成绩斐然。清顺治十八年（一六六一），马世俊高中状元。明崇祯十六年（1643）和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宋之绳和任兰枝分别中榜眼。明崇祯十六年（1643）、清康熙二十四年（1681）、乾隆二年（1737年），溧阳人陈名夏、任端书、黄梦麟分别得中探花。从隋唐开科取士到清末光绪年间，溧阳共有173人中进士，举人就更多了。传统中国，学而优则仕。这些科举时代的读书精英，来自不同的姓氏家族，不同的民族，他们信守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信条，在不同的时代做出了不凡的业绩，有的人官至宰辅，权倾天下，比如陈名夏、史贻直；有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但是在旧时的溧阳，历朝历代，尤其是在朝代更迭的时候，有不少饱学之士以民族大义为重，秉持气节，淡泊名利，“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明清之际的芮长恤，字蒿子，原名城，字岩尹。他与陈名夏同学，从小志于立行。他读书过目不忘，每天诵读200多页，因而博通经书，文章风靡一时。入清以后隐居读书、耕种、著书，绝意仕进，40多年不进城市。明处士周廷英，坚持节操，不降清，不与科举。为了将乱世之时溧阳血雨腥风、混乱不堪的史实记录下来，他“窜伏大泽间，昼则侧耳往来人言，夜则燎麻书之，凡一事本末，必详诘再四，诚惧刀笔杀人，重余罪祸也”，后又“以前所闻，质里中父老，俱不谬”，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写下了《濑江纪事本末》，成为研究明清易代之际的溧阳的重要史料依据。狄云鼎（1607－1681），字良瞻，号符甲。一生孝友纯笃，清操恬退，不乐荣进，在明清之际，以有忠有节的人格，兼采陶杜的诗学魅力称闻于世，成为清初遗民中一个特出的典型。他“根柢经史，阐扬义理，日手古人书，昼夜晦明，奉为师友”。以绝意仕进终其一生，寄迹林泉，流连吟咏。据《古照堂诗集》王曰曾撰《传》，顺治戊巳年间，“庙堂需才，檄催赴部，郡县敦迫，公委曲坚辞不就。”到了康熙庚申（1680年）间，“邑令庐院裴公高其行，宾于乡，届期称疾未赴”，并署其庐名为“白云秋月”。清光绪28年（1902年），科举被废，新学日兴，溧阳有了新式学堂———溧阳县高等小学堂，读书不再局限于读圣贤书，修身、经、中国文学、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书画、体操等科目走进了课堂，此后，更多人读书求学的脚步走出了溧阳，甚至踏出了国门，溧阳也就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和专家，狄葆贤、蔡邦华、狄超白、陶希晋、周柟……让所有的溧阳人为之骄傲。当今之世，义务教育普及，读书不再是官宦和富裕人家的特权，也不再是唯一的进身之阶，已经成了普通市民的一种基本的公民权利、一种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