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庄

黄洪明

在采访老村的过程中，村庄以姓氏为名的不是很多，但竹箦镇的陶庄算是其中之一。

从西北重镇竹箦再向北十多里就来到了陶庄村。村庄不大，百十户人家，看不出有古老的气息，更没有古老的建筑，与周围村庄并无二致。但此村的陶氏村民却根基很深，血脉源远流长，因为此陶氏是三国时期徐州牧陶谦的后裔。

据记载，陶谦字恭祖，丹阳人（现在的安徽宣城），少时好学，性格刚直。后举孝廉，拜尚书郎，授予舒令。迁任幽州刺史。黄巾起兵徐州，陶谦任徐州刺史，大败黄巾军，又封为溧阳侯。后又败于曹操。其有二子陶商、陶应。长子陶商继承溧阳侯，并世居溧阳一带，次子陶应则居于芜湖鹳溪。

今日的陶庄村所在地原不叫陶庄，而叫鲁庄。只因村中鲁家人丁不兴，继而鲁家又招了陶家之子为婿，陶家日益兴盛，而鲁家日渐衰落，因此村名渐变为陶鲁庄，最后把鲁字也隐去了，成为陶庄。但陶氏家族在每年的祭祀之时还是称陶鲁庄。现在村里陶为第一大姓，另有陆姓、陈姓等，而鲁姓只存在村庄的记忆之中了。正因为这层因素，后来陶庄有一禁忌，那就是村里不准招女婿上门，唯恐重走鲁庄之路。

据村里的老人说，陶氏在溧阳有三大支，在陶庄这一支是大房之后，虽人丁不是很兴，约为200多人，但重经济，善经营，所以村里多有富家，曾有陶百万之称。

定居在新昌的陶家是二房之后，这支陶氏重读书，善育人，所以出了许多读书做官之人。陶兑，宋代进士，始居义笪村（今天新昌陶家村旁）。陶兑裔孙陶人群，在溧阳考中进士，后任福建邵武府知府，并于明朝万历年末由溧阳义笪村迁至武进，因此武进陶氏之后，其根系源于溧阳。即使在当今，陶家仍不乏读书任官之人，如曾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陶鲁笳；曾任全国人大政法委员的陶希晋等。

第三支陶氏在戴埠苟山村，这支系三房之后裔。据载“陶泗徙居缑山”（缑山现写为苟山），此支陶氏应该是陶泗之后。重经商，人丁也较为兴旺。

陶氏三系其为一家，大公堂设在新昌陶家，所以每年农历二月，此三大陶氏之后都要去公堂祭祀先人。

位于瓦屋山与丫髻山之间的陶庄村，自古就是古道驿站之地，所以当年的陶庄应该是比较兴盛，据县志记载，明弘治三年，知县沈瓒在此建造“陶庄馆”。县治建造的“馆”应该相当与政府招待所吧，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不能肯定。因为我们现在很难想象当年陶庄馆的模样，但县知府在那建馆也足以佐证当年陶庄之地的重要和兴盛。可以佐证的更有溧阳才子马一龙题写的《宿陶庄官亭有约不至》诗，其中有“玉楼起粟寒欲颓，望尽烟林更寥廓。彼中多有故人家，客至应将酒当茶。”从中不难读出此馆的景致和热情，也不难想象此馆定是官宦车马出入，名流走游造访之地。

如果说陶庄馆还不够历史的话，那么陶庄的崇福寺应该更历史了。该寺建于西晋惠帝元康年间，距今应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据说当年庙宇高大，寺舍连片，只因经不起历朝历代的战火之劫，早已化成了历史的碎片，寺院也就在建与毁，毁与建之中反复，到解放前夕仅余六间。今天所能见到的只有残余的庙基和那口清清静静的水塘了。

寺庙躲不过战火，村庄更是如此。老人说，近代村庄又经历了两次浩劫，一次是长毛时期，村里村民被杀，房屋被毁，幸存的离乡背井，远走他乡，八年之后村民才陆续返回。陶庄人在满目疮夷，一片废墟上重建了自己的家园。另一次是兵匪之患。茅山一带常常土匪横行，强人出没，杀人绑票，村人屡遭匪害。村民陶正良，曾在上海美专读书，回村后带起了几十人的村自卫团，保村护院，不幸成了土匪的眼中钉，不仅杀害了其女儿，并设计把他骗到野外将其杀害。

陶庄人对土匪的恨转化成对新四军的亲。当年新四军陶勇的团部就曾驻扎在该村，陶勇还说：我姓陶，陶庄就是我的老家。其实陶勇并非姓陶，而叫张道庸，是陈毅司令为之改名为陶勇，其意是：“ 陶者，无忧也；勇者，无畏也。”新四军在陶庄是如鱼得水，而陶庄与新四军也如血肉相连，为之筹集军粮，收购枪支。村民陶荣富还用生命掩护过新四军的干部，解放后，此干部曾任武汉市重要领导。

一座村庄，也是一座历史的舞台，而老村的舞台剧上演得更为久远。上台登场的有各类人物，上演着各种悲喜剧，只不过有的情节被村庄记住了，更多的是被村庄遗忘。记忆也好，遗忘也罢，舞台剧至今仍在上演，好在今天上演的是轻松和谐的喜剧，因为陶庄村民正安居乐业，享受着新农村带来的新气象，现代化带来的新生活。